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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潘维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工程硕士开学典礼上的演讲 面对这么多自然科学领域的青年精英，我不知道讲的话会不会对大家有益，感到非常惶恐。可我并不因此怯场，因为我不过想讲出内心的一个感受，题目是："科学工作者的祖国"。 没有什么"美国特色"或者"中国特色"的科学知识。科学没有国界，科学知识是人类共享的。在今天，科学家经常跨国工作，成为当前人类社会里最国际化的一个群体，是全球化的先锋队。如此，科学工作者的祖国认同似乎应当逐渐淡化。然而，大家熟悉一句老话："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那么，今天的科学工作者还需要祖国吗？ 一．科学工作者的国家认同 科学工作者需要祖国认同吗？这要看你是哪个国家的科学工作者。在我们这个西方人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只要是生为中国人的科学工作者，即使自己主动想忘掉祖国，也很不容易。 我在美国读书时有个中国大陆去的同屋，读材料学博士，是教育部最早的公派留学生之一，是尖子里的尖子。然而，在共和国前三十年他的家庭生活非常艰难，是那时少见的城市贫民。他父亲靠拉板车养活妻子和六个孩子。孩子里只有他一个念了大学。他赴美不久，就信了基督教，而且很快开始激烈批评自己的祖国，批评那管理不善，而且不信上帝的祖国。他的博士论文研究陶瓷材料，那是最尖端的材料，可他毕业后却长期找不到工作。尖端陶瓷材料的研究，用我们的话说，是"保密行业"，不容外国人插足。尽管他不喜欢祖国，却无法通过美国政府的"安全检查"（security clearance）。后来，他给一家小公司做实验员，挣的是在大学里当助教的工资，每小时不到十块钱。再后来，他放弃了自己心爱的专业，转行去做芯片工厂的质量检查员，工资才随着IT业水涨船高。那是种普通而平静的美国生活，他却永远不会成为陶瓷材料专家了。作为美国名牌大学的材料学博士，他若回祖国研究陶瓷材料，没有security clearance的问题，他可以成为我国最出色的陶瓷材料专家。 不是大陆人的华人又如何呢？四十年前的1964年，年轻的李文和先生离开了当时令人失望的台湾，去美国读博士学位。他很出色，毕业后在美国找到了工作，成为核专家，在美国能源部所属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工作，而且成了那里受拥戴的精英科学家之一。那是美国最高级的实验室了。李先生认同美国，热爱这个给了他机会和富足的新祖国。在这个新的祖国，他踢足球，喜欢野外活动，还是个好丈夫，好父亲。他还经常参加学术交流活动，甚至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来中国做基础科学的学术报告，进行学术交流。他是美国人，但毕竟也是中国人。希望在自己母国的文化圈里获得认同和尊敬，是人之常情。他的每次北京之行，还都和美国情报机构配合，肩负了解中国核专家和核研究进展的任务，每次返回到美国都向情报机构汇报。还有报道说，他的夫人早就是美国情报机构的合作者。然而，到了九十年代后期，因为中国的快速崛起，美国右派掀起了反华浪潮，其中主要的指责之一是，中国窃取了美国核武器的技术。美国情报机构断定，中国显然已经把核弹头微型化，而中国人不可能发明这种技术，除非是从美国偷。可他们找不到中国偷窃技术的根据。于是，华裔核科学家李文和先生就成了美国情报机构邀功请赏的替罪羊。李先生并不研究武器设计。就武器设计而言，他是个外行。在1999年底，他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捕了，而且立即被开除出了他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实验室，还丧失了退休金。美国联邦调查局威胁说，如果他不"承认"为中国做间谍，就要像处死罗森伯格一样用电椅处死他（罗森伯格夫妇1951年因向苏联提供美国核技术机密而被捕，1953年被双双处死）。李文和被关押在一个单独的牢房，牢房没有窗户，灯是永远开着的，夜里也不会熄灭。他在牢里还要戴上手铐和脚镣，还经常挨饿。李文和自己感到，政府知道他不是间谍，也无法接触敏感信息，所以想逼他自杀，把案子坐实。他因此早就提前声明，自己绝不会自杀。新世纪更替的那 2000年元旦，他是独自一人在囚室度过的。在被关押了九个多月之后，他终于被迫承认一些轻微的过错，说明美国政府抓他有理，这样才换取了出狱。他的"过错"是什么？就是把一些数据下载到个人计算机里。那些数据是公共信息，丝毫没有敏感性，不过代表一个程序员的正常工作，实验室里人人都这么做。现在，李先生依然认同美国，在个人网站上发起了签名运动，期待美国总统向他道歉，期望美国政府向他道歉，从而能赔偿他失去工作的损失。然而，在他新出版的自传里，他却这样写到："在被囚禁的无比孤寂的日子里，我经常想，我也许犯下了人生中最大的错误，不该在1964年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使自己沦落到了今天的局面。狱中面壁，我不得不得出一个惨痛的结论：无论多么睿智，无论如何勤奋工作，像我一样的亚裔，像我一样的华裔，永远不会被美国社会所接受，永远是'外国人'。" 是的，对美国而言，你李文和虽然是美国公民，却是中国人。对中国呢，李文和是美国人。科学无国界，如果华裔科学家没有祖国，他就痛苦如李文和先生。除非他不想成功，不想成为科学家。 二．在悲剧的祖国 大家可能会认同"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这种说法。我想进一步说，在悲剧的祖国，成功的科学工作者也是悲剧。 大前天（2月23日），《参考消息》用一整版转载了美国《时代》周刊的一篇文章。文章抨击巴基斯坦的"核弹之父"卡迪尔汗。卡迪尔汗生于1936年。他 13 岁时，印度独立了，祖国却被英国分裂成了两个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作为穆斯林的卡迪尔汗迁至巴基斯坦，但他的家乡却是印度的博帕尔。博帕尔是印度中央邦的首府。顺便提到，二十年前的1984年，博帕尔市发生过一起著名惨案。那里的一家美国工厂泄漏了40吨剧毒气体，导致3150人立即死亡，5万人失明， 8万人终身残疾，150万人受影响接受治疗，占博帕尔市总人口的一半。1953年卡迪尔汗17岁，去巴基斯坦首都卡拉奇的D.J. 理工学院学习，不久又去欧洲学电气工程和冶金。获得博士学位后在荷兰工作，从事原子学研究。1976年，当印度开始了原子弹项目，40岁的卡迪尔汗回国了，带着他的核能知识。在他的领导下，巴基斯坦努力了二十多年，也拥有了原子弹。1998年，巴基斯坦在印度之后进行了5次公开的地下核试验，卡迪尔汗从此成为巴基斯坦的"核弹之父"，成为祖国教科书课文里的英雄，两次被授予国家最高勋章。而且，巴基斯坦全国各地的卡车、公共汽车背面都印上了他的肖像，他是全国知名度最高的人，比总统的知名度还高。巴基斯坦人口与俄国相当，是美国的一半，是英、法任何一个国家人口的一倍。但美国、俄国、中国、印度、可以有核武器，英国、法国、甚至以色列可以有核武器，巴基斯坦却遭到了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制裁。卡迪尔汗大概相信，原子弹能减轻穆斯林世界受到的压迫和屈辱，所以试图向其他穆斯林国家出售一些核技术设备。他显然没有成功，美国中央情报局早就盯上他了，在他的寓所，工厂和房间里都安插了间谍，甚至收买了他最亲密的助手。这就是"巴基斯坦国"。很幸运，中国不是这样的。现在卡迪尔汗已被自己国家的政府逮捕了，而且受美国情报人员的讯问。在压力下，他不得不招供一切真相，或者编造一切美国所需要的谎言，使美国得以要挟其他国家，比如伊朗。 是的，在悲剧的祖国，成功的科学家也是悲剧。 三．在成功的祖国 1996 年，在中关村的西北方向，矗立起了一座航天城。那里有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是仅次于美国休斯敦宇航中心、俄罗斯宇航中心的世界第三大航天飞行控制中心。三年前，我在网络上读到了一点北京航天城里的故事，很感动。1998年11月21日，中国的第一艘航天试验飞船神舟一号从酒泉发射中心升空，飞船的一举一动都由北京中心遥控，从点火升空到返回着陆，成千上万条调度命令要从这里发出。任总调度的是一个北航毕业生，名字叫申劲松，当时只有25岁。神舟一号升空之日是他的25岁生日。一年后飞船返回时，他发现状态有些不对，可他只有20秒钟的时间作决定，而且决定的后果是巨大的。他作了决定，而且作对了。返回舱落地之时，申劲松没了感觉，就是腿软，汗从握紧的拳头中流下来，这一天是1999年11月21日，是他26岁生日。他已经在机房中待了整整一年。到 2002年神舟三号发射升空，这个1973年出生的28岁大男孩已经连任三届总调度了。他的工资只有1300元。事实上，整个控制中心的科研人员都是这样的一些青年学生，全部是我国自己培养的。到神舟三号升空，他们的平均年龄还不到30岁。与高能物理及原子弹不同，中国的载人航天没有胸有成竹，满腹经纶的专家领军撑腰，就靠刚从学校出来的这些年轻的本科生和硕士生。现在已经成为飞船轨道专家的曹雪勇是1995年北师大天文系的硕士毕业生。一进来就做轨道设计软件。可飞船还在制造中，飞船数据还不明确。他对整个任务系统一无所知，而且没有任何参考方案，没有一个可用的程序、文档。他拼命了，日以继夜阅读国外资料，希望能发现一点漏网的蛛丝马迹，而且他用天文学知识来启发自己的思路。他几乎没离开过机房，怕思路中断就难以续上，每天靠方便面填肚子。经过半年没日没夜的工作，他成功了。北京飞航中心这样的例子并不少。控制软件专家欧余军是1995年从长沙国防科技大学毕业的，1998年开始负责遥控保障软件的编写。那是个决定飞船能否安全返回的关键性软件，包括对飞船发送的所有指令、指令链和注入数据。没有任何现成的资料可借鉴，要从零开始。中国飞船能否回得来，就全看这25岁的小伙子了。整整两年零八个月，没白没黑，他把软件做了出来。结果发现有问题，近三年的劳动成果全被推翻。他伤心得一个人躲在机房里放声大哭。中心的领导人认为哀兵必胜，坚持不换人。只剩下几个月了，欧余军成了机房里的拼命三郎，不管什么时候，人们走进机房都见他端坐在那里冥思苦想，像个活菩萨。任务完成了，他的身体也垮了，得了肾积水，经常疼得满头流汗。这时，中国第一次飞船发射开始，一切全新，谁也不是内行，有许多软件只有他一个人会发指令。医生护士把他从医院抬到指挥大厅，边输液边打键盘，在担架上坚持了几天几夜。飞船返回后才被抬回去做手术。 我为什么要讲他们，因为北京飞航中心就在中关村科技园区旁边，他们的同学、朋友在那里每个月挣万元以上。可在飞航中心，申劲松一千多元的工资还意味着日以继夜的辛劳。甚至一个月才能和在城里工作的妻子见一面。申劲松是这样说的："如果单从挣钱的角度，很多事情都干不成了。外面的诱惑确实很大，但我既然干了这个，就要认认真真地干。这个机遇不是每个人都能遇上。对一个人来说，一辈子能赶上一次就非常难得了。" 在这篇网络文章之后，有个跟贴，也很有意思。跟贴的作者回忆说： "92 年毕业前，酒泉来人，希望我们这些学控制的人去那里工作，并且明确说是为了宇宙飞船工作。可我们当时想的都是出国，考研，对此漠不关心。在动员大会上，许多人插科打诨，胡言乱语，嘲弄带队的军官。学校也没起正面作用，只是应付了事，找了几个拿不到学位的差生和来自边疆地区的学生糊弄军队。十年了，我们这些人出了国，成了所谓洋博士，土博士，可老实说，都是行尸走肉，所学所用都在为外国人牟利，而且我们的所谓'成果'在他们面前是如此的浅薄、渺小、微末。是那些当年被我们嘲弄和不理解的同学们真正在为祖国奉献着，我真不知道将来见面时如何面对他们。我们是逃兵。" 为中国宇宙飞船事业献身的这群年轻人"成功"吗？也许成功，也许不成功。也许有些将来成功，有些连将来也不算成功。我想起了我国两弹一星的元勋之一任新民院士。他生于1915年，是安徽人。他在美国读了机械工程学博士，然后去一所美国大学当讲师。如果没有新中国的建立，他也许就这样生活下去了，过一种平静的美国生活。1949年，像那个时期的许多留美学生一样，34岁的任新民先生也赶回来建设新中国，为祖国出力。他很快就成为我国远程导弹的材料专家，负责设计制造了"长征一号"，就是发射了我国第一颗卫星的那枚火箭。1985年，任先生70岁了，因为得到了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他的贡献才为人所知。 1995年，他 80岁了，得到了"全国优秀工作者"称号。在他85岁时，国家向他颁发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和"航天奖"。然而，他说，"航天事业是集体的事业，个人的作用很小，很小。"是啊，我记得其他著名的两弹一星元勋也说过类似的话，而且举出了很生动的例子。任新民院士今年90岁。在他70岁以前，没什么人知道他的所谓"成功"。 成功的或者所谓"不成功的"，他们都获得了成功，因为他们的祖国成功了，祖国是科学工作者们最坚强的后盾。他们推动了共和国的进步，他们与共和国一道前进。人民会忘记很多事情，但将永远尊敬和记住这样一群人：他们为祖国生死攸关的重大事业当了螺丝钉。这些人不屈不挠，忠贞爱国，延续了关于中华民族的伟大神话，成为我国精神遗产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们从此懂得，即便那些所谓"不成功"的科学工作者，他们与共和国重大进步联系在一起的业绩，也会博得同胞们永恒的纪念，为世世代代的中国科学工作者树立榜样。 四．什么是科学工作者的祖国？ 我今天谈的题目是"科学工作者的祖国"。祖国是个抽象概念，比起薪水，工作环境，雇主的名声，乃至北京户口，祖国似乎是个虚无缥缈的概念。 然而，中国的科学界向来有爱国主义传统。中国的科学就是为挽救国家危亡而兴起的，"科学救国"是中国第一批科学工作者们的动力。我国的进步依赖科学。没有科学，没有现代科学精神的普及，没有用科学精神取代迷信和蒙昧，没有普及科学精神的现代教育，就没有我们贫弱的国家今天走向强大、富裕。祖国靠科学工作者，科学工作者背靠祖国，于是撑起了祖国这栋大厦。这大厦也给科学家们带来荣耀。数学家陈省身和物理学家杨振宁的落叶归根，只是这两者之间相互依存关系的象征。世界上得到诺贝尔奖的人有数百成千，但做为中华民族优秀分子的代表而赢得诺贝尔奖，那荣耀属于一个复兴中的古老文明，属于亿万中国老百姓那期待的眼睛。 什么是祖国？祖国就是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们，是每一个中国公民，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祖国是我们大家的家。祖国在那里？祖国就在你面前，就在你的学位论文里，就在你的实验室里，就在你每天就餐的食堂，就是你每天面对的同学、老师、同事。祖国的兴亡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是我们每个人每天的行为积累起来的。当我们未来的科学家工程师们去庙里算命，买饭不排队，甚至加塞儿，那就是国家落后的原因。如果念书只是为了自己出人头地，不惜踩着别人往上爬，就不善与人合作，就会偷懒，走歪门邪道，就抄袭、剽窃、造假数据，甚至会把国家的科研经费"洗"出来给自己买汽车房子。这样，我们的国家就落后，就贫困。 的确，我们的家，我们的国家，落后、贫穷，很多地方不如别人的家。在一个遍地小农的国家，我们好不容易建设起了强大的工业，实现了工业化，却发现我们夜晚的天空没有了闪亮的星斗，我们城市里的空气肮脏得令人窒息，茂密的森林变成了荒原；辽阔的草原变成了黄沙。空气脏了、水不够了、能源枯竭了、生物多样性正在被迅速扼杀。如此，绿色的中国变成了黄色的中国，黄色的中国又正在变成灰色的中国？？到处都是扼杀生命的工业化学污染。我们终于有了充足的食物，却没有了任何可以称为"安全"的食品。于是，工业化了，我们的国家却还是发展中国家，看不到成为发达国家的希望。不仅如此，我们的制度不合理，给国家带来光荣的宇航科学家却只得到勉强糊口的工资。岂止是这样，我们还有很多普通公民受了很多委屈，冤屈不能改正，正义不得伸张。 然而，正因为如此，我们全体公民，特别是肩负着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科学家、工程师们，要一起来努力，要用我们大家的手把这座房子撑住。 别人的房子再好，那是别人的家。我们的房子再破，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们的家是我们的依托，也是我们父母和兄弟姐妹们的依托。这房子再简陋，也能给我们遮风挡雨，给我们一份终极的归属感，给我们温暖和安全。为了撑住我们的这座简陋的房子，为了把这座简陋的房子变成坚固舒适的广厦，为了一个工业的而且是绿色的中国，科学工作者们要时刻准备着，准备吃亏，甚至做出牺牲，正如那些航天城里的年青人。 我们不如人，我们承认，我们没有必要否认。但知耻而后勇，我们勇敢，我们不屈不挠。我们如愚公移山，前赴后继地努力，努力把国家建设成最好的家。这就是祖先留给我国精英们的忠诚精神。 忠诚是什么？忠诚是：成不了一颗引人注目的茂密大树，就成为树底下的一粒泥土。这不是中国普通民众所固有的精神，这是精英才有的精神。正是我国的这种精英文化孕育了我们民族的希望和未来。 "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你的国家落后，贫困，所以出色的你在外不受尊重。你的国家先进、富裕、强大，你没有成名成家，但你永远不败，因为这国家的成功有你一份，你与国家共同进步。然而，毕竟"科学无国界"啊。人们会说，你潘维讲的这许多，不是狭隘民族主义吗？不，不是。我讲两个道理。第一，中国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强，加上海外的华人，大概接近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中国的进步是对全人类进步的巨大贡献。中国的贫困落后问题解决了，解决第三世界贫困落后问题的能力就会有决定性的提高，全世界的贫困落后问题也就接近于解决了。第二，科学无国界，但高科技有国界。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封锁高科技，以保持他们对落后民族的压迫、剥削。中国的进步，中国的科技进步，就是打破高科技的国界限制，就是对"科学无国界"的真正实践，就是给全世界被压迫、被侮辱的发展中国家带来希望。因此，祖国的进步是中国科学工作者的神圣使命，这使命属于世界，属于全人类，是人类进步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天，我讲了许多，概括起来有四个内容。第一，来自被压迫民族的科学工作者注定有祖国，不管他自己承认还是不承认。第二，在悲剧的祖国，成功的科学家依然是悲剧。第三，祖国的成功，是科学工作者成功的依托，是科学无国界的真正希望。第四，在你们这些年青的科学工作者身上，全体中国老百姓寄托了热诚的期待，期待着你们勤奋、诚实、忠诚。 五．作为结尾的四个故事 我想讲四个故事来结束我的发言。至于解读这些故事与科学工作者的关联，那就请诸位年青的科技精英们见仁见智吧。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19世纪美国的Sacramento市。那里是加利福尼亚州的首都，是淘金热的中心，也是华人聚居的地方，有很多华人到那里去淘金。那里有一条大河，叫Sacramento River，河上有桥。一天，满清政府有位领事，是一位武官，正在过桥。他身后有两个美国农民，或者美国矿工，也在过桥。两人看着这个中国官员穿着满清花花绿绿的官服，脑后拖着长辫子，很好玩，打赌这个中国外交官会不会游泳。于是两人一使劲，就把这位官员扔进了Sacramento 河。他不会游泳，淹死了。然后，什么也没有发生，也不会发生什么，就像这件事从来不曾发生一样。那个时候，中国人并不认同"中国"。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1900年。八国联军只有两万个士兵，却打败了中国军队，占领了北京城，太后逃到西安去了。结果是，中国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这个数字是按照当时中国户部的人口统计得来的，也就是中国人不分男女老幼，一人赔一两白银。这笔钱折合成八国各自的货币支付。八国之中，美国"损失"（出力）较小，仅分得赔款中的7.3% ，即四亿五千万两中的三千三百万两，估算为美元两千四百五十万元。后来，美国政府方面承认，其半数赔偿要求属于"虚报"，故将该款之近半，即一千二百万美元，交还中国，条件是用于兴办西学。那时的一千二百万美元是很值钱的。今天在美国买栋房子要五十万；那时候，只要几百元。1867年，美国仅支付了七百二十万美元就从俄国买下了阿拉斯加。国会当时还嫌贵，差点就否决了。四亿五千万两白银能买多少个阿拉斯加？能买4***个。阿拉斯加比整个中国东北还大，是美国最大的黄金、石油、和鱼产品生产基地。庚款自1902年起付，38年后的1940年付清，其间年利率为4％，总共支付了将近十亿两。在1900年之前，中国刚刚赔完日本，是甲午中日战争的赔款，两亿两白银，价值20个阿拉斯加。到了这个时候，中国人想不认同中国也难。 第三个故事大家都熟悉。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之后半个世纪，到1950年，我国人口依然是四亿五千万，但是把美国军队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了。这是中国自1840年以来打赢的第一场对外战争，而且是对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作战，而且是在外国的领土上作战。那是中华民族崛起的最明显标志。为了别人能平等地对待自己的民族，为了一份尊严，这就是像任新民院士那样的科技精英们回归祖国的理由。 第四个，也是我要讲的最后一个故事。有一位国民党将领，从大陆败退到台湾后，因为是败军之将，不被重用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他辞职去了南非，做点小生意过日子。那时南非与台湾关系密切，都自称是反共的坚强堡垒。与美国一样，那时候的南非还奉行种族隔离政策，比美国还严格。黄种人是有色人种，在公共汽车上必须坐后排座，前排的座位属于白种人。四十年前， 1964年10月17日，这位先生乘公共汽车，上车后他习惯地往车后面走。司机对他说，你可以坐前排了，不用去后面了。老先生非常诧异，说："我是中国人。"司机说，"我知道，我看出来了。"老先生说，"那，我不就应该坐在后面？"司机说，"难道你没看今天的报纸？昨天中国爆炸了原子弹。能造出原子弹的民族当然是优等民族。从今天起，中国人都可以坐前排座。"老先生一下子就愣住了。过了一会儿，他泪流满面地说，"这车我不坐了，我下车走路。"红色中国为他挣来了前排座，挣来了一个民族整体的尊严，却永远断绝了他跟着蒋介石反攻回到大陆的希望，也就永远断绝了他回归故乡的希望？？至少在那个时候他是这样理解的。 是啊，认同祖国不是件简单容易的事情，那里面掺杂着无数个人的恩恩怨怨，爱恨情仇，委屈与失望。是啊，家很丑陋，但那是我们自己的家。 谢谢大家 ! 再谈雷锋不留名的习惯 请看——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
其中：雷锋在沈阳站换车，发现检票口吵吵嚷嚷围了一群人，近前一看，原来是一个中年妇女没有车票，硬要上车。那大嫂急得满头汗地解释说："同志，我不是没车票，我是从山东老家到吉林看我丈夫的，不知啥时候，把车票和钱都丢了。"
雷锋说："别着急，跟我来。" 他领着大嫂到售票处，用自己的津贴费买了一张车票，塞到她手里说："快上车吧，车快开了。"那大嫂说："同志，你叫什么名字，哪个单位的，我好给你把钱寄去。"雷锋笑道："我叫解放军，就住在中国。"就转身走了。那位大嫂走上车厢还感动得眼泪汪汪的向他招手。 雷锋如果留下自己的真实单位、真实姓名；如果好人做到底，再将大嫂送到家中。一场官司是肯定避免不了的。而且必输无疑。
因为"从常理分析"，他拣到大嫂钱和车票的"可能性比较大"，当然也不排除他的手因人多拥挤相撞而不小心曾伸进了大嫂的兜兜里。如果不是至少这两种原因，"其完全可以"不为她买车票，而应"自行离开"。
由于雷锋没有留下地址姓名打借条期望大嫂还款，"可以认定该款并非借款，而应为赔偿款。"况且雷锋没有证据，不能证明自己没有拣到大嫂的钱或没有偷到她的钱。
也就是说，掏自己为数不多的津贴给一个陌生的中年女人买票，雷锋的"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如果家人继续追究的话，雷锋此举的真实动机显然也值得怀疑！
但雷锋老人家始终运用诸如不留姓名、抽身便走的智慧，既坚持不懈地帮助了他人，又保全保持了自己的自尊、名声和继续做好事的信心。
雷锋能功成名就、全身而退，看似简单，实则不易。
学习雷锋，不单是学他的事迹、学他的精神，关键是还要学习他做好人好事的技巧。
所谓神似还不够，勿忘形似！！
一个人做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还没惹出篓子……
关于十月革命——90年前的那场变革1917俄国发生的那场政治变革，深深的影响了中国未来数十年的社会政治发展。
如果说那场武装起义只是布尔什维克武装破坏民主议会的选举，主要被推翻的社会改革党、孟什维克实质上只是推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不那么激进的政治力量。而俄国的社会主义早已经从莫须有的资产阶级手中抢过来了。
俄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力量已经通过议会的和平方式将国家的政治权力抢回到自家手中。团结了枪杆子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们通过武力获得了内斗的最终胜利。
有这样作为的列宁，当然也不难想象青出于蓝的斯大林同志。运用武装劫持民主选举的先例也成了希特勒们效仿的对象。
武装的革命都不是那么纯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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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十月革命的真相/金雁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10月13日 转载) 我们都是十月革命的后代，这场在世界六分之一土地上发生的革命已经过去90周年了，但是至今没有令人满意的对这场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前因 后果的诠释体系。 当今俄罗斯人已不再接受苏联时期统一口径的意识形态话语。他们知道以前那套史学观是按照左右历史、驾驭历史、改造历史和按照统一的口径教诲民众 原则设计的，当时的提法是，历史科学的作用是"圆满地解释党和政府的历史性决议"。 而中国人的认知来源，基本来自于先有斯大林的结论而后填充史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及由斯大林本人主导的十月革命20周年献礼片 《列宁在十月》。 也许有人会说，由于政治立场各异，不可能存在一种各派均能接受的观点，但是，力求史实的客观性、真实性、公正性，尽量在原始档案的基础上真实地 再现这场革命，应当是严肃的史学家的追求标准。至于价值评判的结论，也应该是建立在真实历史体系之上的以史据论的分析。而貌似最"政治正确"的雄辩真理 的论点，如果是以人为编造的虚假历史为依托，则既经不起历史考证的层层辨析，也无法建立起自恰的理论逻辑体系，只能是海市蜃楼般的空中楼阁。说穿了，这 种历史观不过是玩弄政治投机、为政治服务的历史，是为尊者讳而随意剪裁的历史。 "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这句话，最早是托洛茨基在1917年5月17日回国时说的，他的原话是，我们已经"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一个铁与 血的纪元"，这后半句话虽然道出了十月革命的实质，却因为充满杀戮气和血腥味而很少有人提及。后来毛泽东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仅开辟了俄国历史的新 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它震撼了世界，推动了人类文明进步。所以现在我们把十月革命作为世界现代史的开篇，认为它是20世纪最伟大最震撼 人心的事件，它"开创了人类历史的一个新时代，在资本主义统治延续数百年之后人类开始向社会主义迈进，至今时代的基本矛盾没有发生变化"（陈湘泗 语）。 1917年的俄国革命处在这样一个高度后，以它为题材的著作自然汗牛充栋，可以数十万计。苏联仅1958-1959年就发表了7千多部著述，数 字大得惊人，却罕有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绝大多数是千篇一律、内容重复的应景之作。就连搞十月革命史的原苏联科学院院士明茨也说，至今没有一部像样的总结 性著作。白俄学者德·阿宁说得更坦率，"每个独揽大权的领袖人物，实际上自己就是历史学家"，斯大林二十五年的统治是最没有历史成果的。托洛茨基认 为"那是一个撒谎年代的撒谎产物"。克伦斯基说"苏联关于十月革命的历史著作都是赝品"。西方普遍认为苏联对俄国革命的描述缺乏逻辑、贫乏无力、残缺不 全。苏汉诺夫等一些亲身经历这场变革的社会主义者则认为，苏联时期的研究除了对19世纪20年代初尚有一些符合真实状况的叙述外，绝大部分是"背离了马 克思主义"的奉迎之作，是打上了斯大林烙印的"固定化"模式，是从党史的编年史中删除一个个参与者的"非难过去政治"、为党内斗争中胜利者贴金的著述， 不仅把作为科学的秉笔直书的历史毁灭，而且导致了正直历史学家本身的肉体消灭。 过去我们从意识形态出发，认为这些人统统是站在反动的立场上抹煞十月革命的历史地位。但令人困惑的是，现在俄罗斯本国也很少有人对苏联时期的那 套说法感到满意，俄国人现在很少谈"宏大叙事"，评价体系已经多 元化，更多的是从基础档案做起，先把细小环节的真正史实搞清楚，然后再作价值评价。一个 是有没有的问题，另一个是对不对的问题，这是两个层面，在第一个层面是可以取得相对一致的认同的，而在第二个层面，分歧是很正常的。 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档案面向公众开放，我国也相继翻译出版了多卷本的《苏联历史档案》，中国人在阅读了大量第一手的历史档案以后，如果仍 然建立不起一套自己的、客观的、合乎科学、尽可能接近于历史真相的俄国革命史，那就是中国"苏联学"研究的失职。踏踏实实地直面真实的历史，让这场已经 过去近一个世纪的俄国革命恢复"信史、良史"的面貌，才是历史唯物主义所要坚持的立场。 现在俄国的思想界承认，革命很难自行产生新的东西，革命从来不会摧毁所有的一切而形成一张好画最新最美图画的白纸，传统的惰性无处不在地在发挥 着作用。只是推翻了一个阶级，原来建筑其上的整个文化心态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因此毫不奇怪在社会主义的口号下 "皇权主义的个人崇拜、宗教审判般 的非法镇压、缺乏竞争的大锅饭......"这些中世纪的风习会一遍遍地重演。 更可怕的是，在革命的政治游戏中，伦理道德被彻底颠覆，"恶"成为一种制胜的法宝，心慈手软者都会成为最早的出局者，这样一种"善良淘汰机 制"甚至会比它所颠覆掉的旧体制更糟糕、更可怕。在此过程中造就的"道德虚无主义"者只能把世界分为红黑两个阵营，凡自身之外的一切包括模糊的灰色地带 均被视为敌对的营垒，非此即彼的斗争便成为一种常态，只能以严酷的镇压体系和恐怖手段维系凝聚力，以强化集中制、等级制、兵营制的高压职能来对待异端。 在这样的社会中，真诚、相爱、善良、仁慈、温情都将被扫进"资产阶级的垃圾堆"里，在这种道德时尚的主宰下，人性恶的一面会大大释放，只会距离理想越来 越远。 俄国思想界对这场革命有着深刻的总结，他们认为，改革与革命是一对互动的矛盾体，作为执政集团没有哪一个会愿意革命，他们处理社会危机的思路也 是从自上而下的改革开始。但是由于统治者主导的改革会过多地从既得利益出发而往往缺乏公正性，下层民众便会对上层充满了仇恨和鄙视，民众中"当权者有 罪"的思想十分普遍，它将迅速地积累起破坏现存制度的"强大社会力量，在提出激进要求的同时，激进知识分子唤起民众付诸行动，愤怒的情绪迅速地发挥了自 己的作用"，而知识分子在民众身上找到的仅仅是模糊的本能。这种喧嚣声表面上看起来是民主个性的觉醒，但当革命的破坏性发挥完以后，喧嚣声沉寂下来以 后，我们却发现除了改换了统治者以外，没有留下任何有益的东西。存在的可能只有两种：暴民政治以及它复归后又一次轮回到专制制度。在民粹派"为民谋幸 福"的假象背后不过是少数精英愚弄 "群氓"的一种手段，人民从来都不是社会的主人。历史将反复在"不公正的改革"和反对"肮脏自由的革命"之间震荡 --我们可以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但他们的很多思考与警示值得我们借鉴。 2007年俄国重印了索尔仁尼琴在上个世纪80年代写的《关于二月革命的思考》一文，以单行本的形式在俄罗斯发行，并被列入行政官员的必读书 目。普京的目的就是站在执政角度防止革命。 并不"震撼"的冬宫之夜 二月革命后直到1917年年底，包括所谓十月革命的前后，俄国政坛上的斗争焦点除了对外关系上的"和平"与经济上的"土地"外，就是政治体制上 的尽快还是推迟召开立宪会议的问题。1905年革命的爆发，就是在"立宪会议和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下进行的。彼得堡工人向尼古拉二世的请愿书的第一个要 求就是：让"俄国土地上一切阶级、一切等级的代表、让所有的人，不管他们是干什么的都选自己的代表吧"。 虽然苏联时期的官方史学声称那时出现了 "无产阶级的苏维埃"和"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 "两个政权并存"的状态，然而实际上，二月革命以后相 当长的时期内，布尔什维克不仅并未在苏维埃中占优势，也没有主张 "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而只是强烈指责临时政府拖延召开立宪会议。甚至在他们控制了彼 得格勒苏维埃并据以发动推翻临时政府的十月革命时，虽然提出了 "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也只不过是把它作为革命措施，而并未宣布苏维埃是永久性政 府。相反，当时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明确宣布： "工人和农民的临时政府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掌握国家政权"。他们继续指责临时政府终于宣布的立宪会 议选举日期是靠不住的，宣称只有苏维埃才能保证立宪会议选举如期举行。在十月革命前两周，列宁指示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军队要给士兵放假，以便组织他们回乡 进行 "关于立宪会议的鼓动工作"，争取农民选票以便 "在立宪会议中获得多数"。在十月革命前夜，布尔什维克的机关报 《工人之路》以通栏标题向人民 发出号召： "把惟一彻底的和坚忍不拔的革命党--布尔什维克选进立宪会议！" 就在俄历1917年10月26日，即打下冬宫、夺取政权后的次日召开的第二次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大会上，列宁不仅重申临时政府不愿召开立宪会议 是它被推翻的理由之一，而且强调即将召开的立宪会议才是惟一有权决定国家问题的机关。他还明确表示，即使布尔什维克在选举中失败，他们也将服从 "人民 群众"的选择。可见正如 "土地"（废除斯托雷平改革恢复农村公社）与 "和平" （退出世界大战）一样，"立宪会议"在当时的俄国实际上是众望所归。 各方争论的似乎只是"快慢"问题。 而且更重要的是，苏联时期被描绘为连续体的 "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其实并不存在。从二月到十月，动荡中的俄国实际共经历了五届党派构成不同的短 暂政府，其主导力量从右翼自由派、左翼自由派到 "社会主义者"，总的趋势是一个比一个更 "快"的主张者轮番得势。十月之变产生的苏维埃政府似乎只是 第六个更 "快"的 "立宪会议"主张者上台。 实际上，这个变化在十月革命的前一天已经开始：俄历10月24日，在各党派召开的共和国预备议会上，社会主义者已占多数但尚容纳了几个立宪民主 党人的克伦斯基联合政府受到抨击。两大社会主义政党提出议案，要求 "通过一项法令把土地移交给土地委员会"、 "坚决支持建议与盟国宣布和谈条件并开 始和平谈判的对外政策"，这两项要求与苏维埃政府次日提出的 "土地法令"与 "和平法令"几乎如出一辙。该议案以123票对102票被预备议会通过。 此举相当于对联合临时政府的不信任案，如果没有当夜的冬宫事件，它也将导致出现一个排除自由派的 "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而这正是布尔什维克在两周 前提出的主张。 由于列宁的坚持，尽管中央委员会中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卢那察尔斯基、李可夫等不少人反对，布尔什维克党还是退出了预备议会，并赶在 "清一 色社会主义者政府"出现前抢先夺取了政权。虽然布尔什维克采取的是类似军事政变的手段，可是当时俄国处在非常时期，前五届政府也并非经过全民选举，而且 期间还有"四月危机"、 "七月事件"、科尔尼洛夫兵变等非常事件，与之相比，十月冬宫之夜 "水兵与士官生的冲突"也不算多么激烈。 其实，在农民出身的俄军普通官兵往往具有皇权主义和保守倾向的时代， "士官生"--既有文化而又并无军官特权的 "军人知识分子"曾是俄军中 最富进步精神的力量。自十二月党人事件以来他们一直是倾向民主的，二月革命后他们中多数还倾向社会主义--自然是民主社会主义。在反沙皇、甚至反对右翼 自由派方面他们与布尔什维克并无矛盾。而且，在二月革命后初期自由派主导临时政府时，他们与布尔什维克关系良好，当时彼得格勒军事学校社会主义者士官生 联合会经常请布尔什维克人士在他们举办的 "社会主义理论讲座"上作演讲。只是在社会主义党派主导联合临时政府后，由于不满布尔什维克的"暴力倾向"， 他们才成为 "冬宫之夜"的 "反革命"力量。实际上，这天晚上夺权与被夺权的双方多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 "党内同志"--社会民主党与社会革命党人， 只是被夺权的最后一届临时政府成员多为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派和主流派社会革命党，而夺权的是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派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在一般人看来，双 方的差别还不如前几次政府更替的双方明显。 所以，尽管当时在彼得格勒的美国记者约翰·里德对十月革命的报道以《震撼世界的十天》为题而闻名于世，但在当时，这场变革不要说对世界，即使对 彼得格勒人而言也并不是多么 "震撼"的。起义当晚，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发布 《关于临时政府被推翻的通告》称，起义 "未流一滴血就取得了胜 利"。 "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当时正在彼得堡造船厂大修，处在不下水状态，没有舰长、武器、装备、弹药。一个叫别雷舍夫的机械师在布尔什维克的行列中表 现得最为积极，1917年10月24日即预定 "武装起义"的前一夜，负责在水兵中做宣传工作的卢舍维奇任命别雷舍夫为 "阿芙乐尔"号政委。而军事革 命委员会任命的 "阿芙乐尔"号巡洋舰政委别雷舍夫事后报告说：军舰"在彼得保罗要塞打出信号弹之后发射了几发空弹，准备视情况决定是否需要打实弹。结 果无需如此，因为冬宫很快就投降了"。在赤卫队涌向冬宫大门时，由冬宫的防卫长官帕里琴斯基亲自打开宫门，并把他们带到了临时部长正在开会的地方。一直 反对暴动的温和派布尔什维克党人卢那察尔斯基在当时的家信中也不无宽慰地记道："事变竟轻易实现"， "暂时牺牲极少。暂时。"显然，这场 "暴力革 命"几乎是波澜不惊地就成功了。 而成功者当时也相当低调。苏维埃政府当晚成立时自称是 "工人和农民的临时政府"，人们也将其作为 "第六届临时政府"来接受。应当说，支持布 尔什维克当晚行动的人并不多，而反感者不少。如前所述，就连布尔什维克党内都有相当一批人反对以这种方式夺权。他们当然支持以一个对苏维埃负责的政府取 代临时政府，但既然以苏维埃的名义做这件事，总应该由苏维埃授权，不能先造成既成事实， "在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前夕就夺取政权，这一点我想谁也不 知道。"于是正如卢那察尔斯基所言：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甚至连国际主义者，都断然抵制我们。市杜马对我们十分恼火。市民、知识分子，乃至所有 人，所有人都是这样......" "目前是可怕的令人胆寒的孤立"。但尽管如此，并没有什么人想采取实际行动与布尔什维克对抗。当时俄国人普遍相信，二月以来 的革命形势在动荡中持续发展，而其目标就是立宪会议。立宪会议代表的选举和会议的召开，将意味着"革命宪政"大功告成，俄国将出现一个全民选举产生的、 因而是有权威的而非 "临时"的民主共和宪政政府，到时俄国的政局就会走上正常轨道。可以设想，如果布尔什维克当时不是以召开立宪会议为号召，而是公然 提出取消立宪会议，那它的夺权必然会"震撼"得多，而能否成功也就未可逆料了。 "震撼"世界的1月5日 真正令人"震撼"的剧变来自两个月以后。 原来列宁一直认为，选举时谁执政、谁来召开立宪会议是至关重要的。显然，他相信在自己大权在握的情况下，加上卓有成效的宣传鼓动工作，"革命宪 政"会批准他所做的一切。 纵观列宁从1905年到1917年使用 "君主立宪制"（монархическаяконституция）、"立宪君主制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ая монархия）、"民主立宪制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конституция）、革命立宪等概 念的排序上就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变化。把立宪制放在词尾是为了强调 "立宪"，用立宪作形容词是为了强调 "君主制"。 "君主立宪"与 "立宪君主"是 同一制度的两种叫法，意思相同但侧重点不同：立宪君主制，是把它看作君主制的一种，与其他的君主制并列在一起；君主立宪是把它看作立宪制的一种，是同民 主立宪制并列在一起。1905年革命时他对 "君主立宪"还是比较称赞的，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内容， "俄国掀起的立宪运动，当代人还没有 看到过类似的当前这样的政治活跃局面"， "专制制度不可能和这个阶级保持和平，以立法形式直接反映统治阶级的利益是必要的"， "无产阶级应当支持资 产阶级的立宪运动"， "无产阶级的地位使它成为彻底的民主主义者"，"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是极其有利的"。在这个过程中列宁还专门把"自由 派"与 "反动派"区分出来。孟什维克认为 "召集立宪会议是革命的彻底胜利"，十月革命当中，列宁多次说： "自由派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力图使革命半途 而废，把君主制保留下来，由君主即旧政府来召集立宪会议，实现君主立宪制。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则力求把革命进行到底，彻底废除君主制，由临时革命政府来召 集立宪会议，实现民主立宪制，即民主共和国。" 然而事态发展出乎他的意料。就在布尔什维克掌权的条件下，选举按期于11月12日至15日进行，25日大致的得票结果，布尔什维克获得 23.9% 的选票，在703个席位中，只获得163席，远远低于社会革命党所获得的40%选票。到了1918年年初立宪会议召开前，最终结果揭晓：在 总共707个席位中，布尔什维克得到175席，占24.7%，仅仅略高于最初结果。而社会革命党得到410席（其中左派社会革命党占40席），孟什维克 16席，立宪民主党17席，各民族政党86席，其余几个席位属于几个小组织。这就是说，布尔什维克在他们主持的这次选举中只得到四分之一的议席，即使加 上与布尔什维克结盟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列宁方面也只占有30％的议席，而主要的民粹派政党--社会革命党，即使不算它的左派，仅其主流派就占有370 席，已经明显过半。 显然，布尔什维克输掉了这次选举，而且输得很惨。其惨还不在于得票少，而在于这是在它当权条件下、由它组织的选举。它没有理由、而且的确也并未 指责这次大选有舞弊、贿选一类的污点。后来布尔什维克反对的理由只是说立宪会议的选举是根据临时政府的法律进行的，而这个法律现在已经过时。反对者指 出，这个理由显然太过牵强：既然这次选举本来就没有合法性 ，为什么又要组织这次选举呢？考茨基也认为： "在立宪会议居于少数之后，才得出这样的结论， 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其实布尔什维克在选举过程中已经感到不妙，并通过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法令，授权那些选出的代表不符合其意愿的地方苏维埃可以暂停选 举、召回已选出的代表并组织改选。然而，受到 "革命宪政"思维影响的各地苏维埃并没有行使这一权力。于是列宁的人民委员会政府又在立宪会议预定开会日 （11月28日）前，以到达的代表太少为由宣布推迟会期。当天一些立宪民主党人示威抗议这个决定，要求 "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结果遭到严厉镇压。立 宪民主党事实上被取缔，其当选代表或被捕被杀，或逃亡。 直到一个多月后，立宪会议才在排除了立宪民主党人的情况下于1918年1月5日召开。会前列宁已经打算 "用武力更正票箱"，苏维埃政府便宣布 在彼得格勒戒严，并调集忠于布尔什维克的军队进入首都。开会当天，布尔什维克代表建议立宪会议按人民委员会要求把权力交给苏维埃并自行宣布解散，多数立 宪会议代表拒绝了这个要求。布尔什维克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代表遂先后退出会议。其余多数代表在暴力的威胁下一直坚持到次日凌晨4时，终被布尔什维克调来的 军队驱散。当天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即宣布解散立宪会议。 这一天，主要由孟什维克组成的（联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发表《致全俄公民书》，这个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开头、以"社会主义万 岁"结尾的声明指出："立宪会议被以武力驱散了......甚至早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打算做出解散立宪会议的决定之前，立宪会议就已经被解散了。布尔什维克一如既 往，首先用武力解散了立宪会议，随后便关闭了塔夫利达宫不让任何一位立宪会议成员进入。只是在这以后，才要求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关于解散的命令。因为自 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以来，苏维埃的全部作用归结为在 '人民委员会'的决定上盖上一个印章。没有任何 '苏维埃政权'，有的只是布尔什维克党 （中 央）委员会的政权，以及追随他们的那些武装队伍的政权。" 这一天，除布尔什维克以外的各社会主义党派，即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和人民社会党还联合发表传单，指出： "1905年1月9日，尼古拉·罗曼 诺夫和特列波夫枪杀过要求召开立宪会议的工人。今天，当劳动人民经过12年斗争之后，立宪会议已由人民选举产生，而彼得格勒的工人又一次为立宪会议而遭 到自称是工人阶级代表的那些人的枪杀！"从此， "公民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被剥夺了。""工人的旗帜被撕毁、被烧掉了。" 与这份传单类似，沙皇时代素来同情布尔什维克的左派作家高尔基，也在这一天激愤地写下了《1月9日与1月5日》一文，严厉谴责布尔什维克。他把 当天发生的惨案比之为点燃1905年革命烈火的沙皇屠杀和平请愿工人的 "流血星期日"：布尔什维克的 "来复枪驱散了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分子为之奋斗 的梦想"。罗莎·卢森堡说， "列宁和托洛茨基曾经强烈地要求召开立宪会议"，而十月革命后的立宪会议选举又 "是根据世界上最民主的选举"， "在完 全自由的条件下进行的第一次人民投票"，布尔什维克却 "毫无敬畏之念，干脆宣布投票结果毫无价值"，是 "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为。考茨基说： "苏 维埃组织优于普选，在于它更加专断，它可以把一切它看着不顺眼的组织排除在外"。 "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同志把一切都押在欧洲普遍发生革命这张牌上，因为 这张牌没有拿到手，他们就感到不得不依靠行使赤裸裸的权力，即实行专政来代替他们所缺乏的条件。" 显然，1月5日事件给俄国社会造成的 "震撼"，远远超过上年10月25日黎明前的 "冬宫事件"。10月事件基本上是2月革命以来 "革命宪 政"进程的延续，斯托雷平改革的失败就注定了自由派的失势和社会主义者的上台，事实上这个变化也是在7月和9月两次临时政府更迭时就基本完成， 10月 末如果没有冬宫事件，自由派彻底下野和 "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的出现也是势在必然。尽管布尔什维克的夺权手段招人非议，但既没有马上激化社会矛盾也 没有导致什么反抗。克伦斯基政府已在冬宫事件前一天的预备议会上遭到实际上的不信任投票，产生 "第六届临时政府"并不出人意料。十月之夜逃出冬宫的克 伦斯基等一些临时政府领导人曾试图组织反夺权，但因没什么响应者而不了了之。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控制的全俄铁总等工会组织曾对布尔什维克的 "政 变"持异议，并威胁要罢工，但在立宪会议选举如期进行后即宣布与苏维埃政权和解。由于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的主要政治力量都宣称俄国前途最终取决于立宪会 议，人们也就在等待立宪会议结果的心态下大体平静地接受了既成事实，这两个月因而在传统上被称为苏维埃政权 "凯歌行进"的时期。 但驱散立宪会议就不同了。它把"革命宪政"进程完全倒转过来，成了 "革宪政的命"，堪称是二月革命后俄国历史进程的又一次剧变。按后来 "列 宁主义"的说法，这是 "无产阶级专政"粉碎了 "资产阶级民主"。而按布尔什维克以外的其他社会主义党派的说法，则是 "民主革命"的毁灭和 "专制 黑暗"的重返。不管哪一种说法，这一变化作为 "民主"与"专政（专制）"的对决都可谓超级 "震撼"。你可以说它是革命，也可以（按反对派的立场）说 是反革命，但唯独不能说这变化的意义比十月事件小。 事实上，所谓十月革命后相对平静的政局，即苏维埃政权 "凯歌行进"的局面，正是在这场 "一月剧变"后被打破的。俄国的国内矛盾自此迅速尖锐 化，不久就爆发了大规模的残酷内战。 关于这场内战，各种 "官书"上有着许多定义，但是列宁1919年致罗日科夫的一封私人信件有个坦率的说法值得一提：列宁认为当时的内战是 "苏维埃政权反对 '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选举的斗争，即反对反革命立宪会议的斗争"， "这是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议会制的世界性大崩溃，无 论在哪个国家，没有国内战争就不会有进步。情愿者命运引着走，不情愿者命运拖着走。" 从某种意义上讲，内战是一场围绕"立宪"的战争，列宁政府的反对派最著名的口号就是 "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而内战中出现的许多反苏维埃势力 也都以民主立宪为旗帜。包括大量的左派势力，也在 "既不要列宁也不要高尔察克"的口号下成了反对派，他们要求在 "左派"专政与右派专政之外选择道 路，回到1917年9月前的民主政府甚至 "一月剧变"前的苏维埃。 "专政"与 "民主"的冲突如此尖锐，以至于布尔什维克方面当时抨击 "民主"常 常连 "虚伪的"、"资产阶级的"等限制词都不用，干脆流行起 "民主反革命（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ая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я）"、 "立 宪反革命（Кадетскаяконтрреволяция）"的说法，并由此衍生出 "民主反革命时期"、"民主反革命缓冲地带"、 "民主反革命政 治派别"等一系列术语。 "专政"是"革命"， "民主"就是 "反革命"，一月前后的剧变乃至于斯。 这当然不是说后来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力量都是立宪会议的支持者或所 谓民主派，而是说，二月革命以来人们期待的宪政民主前景在1918年1月的消失 引起了空前的震动，打破了俄国社会当时已十分脆弱的平衡，使各种矛盾都集中爆发出来。各支民主派 （后来被称为 "资产阶级民主派"，但当时布尔什维克 更常称之为"民主反革命"）都打出立宪会议的旗号反对布尔什维克，先后在伏尔加河流域的萨马拉、乌法等地形成很大势力，在格鲁吉亚等地还建立了孟什维克 领导的民主共和国。更严重的是，在二月革命后慑于当时人们对民主的认同而一时蛰伏的各种旧俄势力，也堂而皇之地出来抢夺江山， "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局 面于焉形成。继 "一月剧变"布尔什维克驱散立宪会议后，4月乌克兰哥萨克首领斯科罗帕茨基驱散了二月革命后出现的乌克兰议会（中央拉达），12月初军 阀高尔察克驱散了从伏尔加河迁移到鄂木斯克的立宪议会委员代表大会，二月革命后昙花一现的民主权威至此荡然无存。而二月革命以来对 "混乱的民主"不耐 烦的人们，在混乱变成内战后也就各立山头 "收拾残局"。加上乘乱而起的民族分离运动、外国支持的势力，俄国一时陷入了空前残酷的兵燹战祸中，数百万人 死于非命...... 继1905年后俄国历史上又一次民主大实验，就这样以惨痛的内战以及内战后的"专政"告终。 金雁，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俄罗斯、东欧问题研究专家。本文删去作者原注释若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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